时下，“八荣八耻”成了高频词。
何为“八荣八耻”？即“以热爱祖国为荣，以危害祖国为耻；以服务人民为荣，以背离人民为耻；以崇尚科学为荣，以愚昧无知为耻；以辛勤劳动为荣，以好逸恶劳为耻；以团结互助为荣，以损人利己为耻；以诚实守信为荣，以见利忘义为耻；以遵纪守法为荣，以违法乱纪为耻；以艰苦奋斗为荣，以骄奢淫逸为耻”。
这是胡锦涛总书记在今年“两会”期间提出来的社会主义荣辱观。作为中国公民道德建设新标杆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将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产生十分积极的影响。
“八荣八耻”的提出，有其特殊的背景。
中国改革开放以来，特别是在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以来，中国经济迅速发展。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消息：2005年，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(GDP)达到1703美元。中国成了发展中国家中成长性最好的国家。
然而，从各国经济发展规律来看，当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处在人均GDP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关键阶段，相对应的是，这个国家也处在一个社会矛盾集中爆发的严重时期。在这个严重时期，经济容易失调、社会容易失序、心理容易失衡，伦理道德和法律法规需要重新确立和创建。
是的，此时一些客观存在的丑陋现象，谁也无法置若罔闻：政府官员的腐败和堕落、专家学者的欺世盗名、商家的坑蒙拐骗以及教育和医疗卫生等公共领域的唯利是图……如果，这些丑陋现象是以“点状”出现的话，似乎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毛泽东说，只要有人的地方，就有左中右。但问题是，这些丑陋现象，又多以“圈状”出现的。“点状”，毕竟是“点”—是一两个人的事；而“圈状”，就不一样了，是一批人、一群人的事，那就不能等闲视之了。圈子文化是一种非常厉害的力量。一个圈子里的价值观扭曲了—是非颠倒了，这个圈子里人的灵魂就“腐烂”了。比如，某村是以偷盗诈骗为生的，那么，谁偷得多骗得多，谁就是好汉，谁便该获得“荣誉勋章”。又比如，某行政机关是以收取贿赂、卖权寻租见长的，那么，谁收得多卖得多，谁就是英雄，谁便该获得“金质奖牌”。若此，这个“圈状物”便成了一个大染缸，人进入其中，很容易变色。不变色，便属异类，不会有立锥之地。因为，在这里：荣则为耻；耻则为荣。
所以，一旦这种“荣辱观”在“一批人、一群人”中—或者在某地某区中“蔚然成风”，那才是最可怕的事了！因为，到了那种田地，法律也会无能为力。自古以来，法不罚众。甚至，法都会因此而被“修正”。
不破不立。对假丑恶，只有先破之，真善美才能确立起来。破，有二法。一是法律，二是舆论。在法律不断完善的基础上，对违法乱纪者(或者是在由公德问题发展成为法律问题的时候)，要进行坚决而有力的惩罚，要让违法乱纪者为此付出高昂的成本。否则，违法乱纪者便会有恃无恐，视法律如儿戏。当前，对违法乱纪者的“心慈手软”，常常令百姓沮丧和郁闷。前几天就有这样的消息传来：南方一个叫余振东的银行行长贪污公款8247万美元，挪用公款1.32亿美元、2.73 亿人民币和港币2000万元，仅被判了12年。尽管此案有其特殊性，但如此轻判，真不知是在糊弄谁忽悠谁！至于舆论，在法律以外，它就显得特别重要。对“八荣”，舆论要开足马力，大力讴歌大力宣扬；对“八耻”舆论要狠狠抨击狠狠鞭笞。无论是讴歌宣扬还是抨击鞭笞，一定要形成常态形成声势。这样，胡锦涛总书记倡导的社会主义荣辱观，才能真正成为我们道德价值取向的新标杆。
希腊智慧神殿门前有一句话：“认识你自己”。言外之意是，你如何做人。所以，在讲过法律和舆论二法后，我们还得“吾日三省吾身”。自从人类迈入文明社会以来，有许多基本的做人原则似乎是亘古不变的。比如“辛勤劳动”、“团结互助”，早在100多万年前的古人类，就有这种“规矩”了。面对恶劣的自然条件，古人类知道一个人的力量远不如一群人的力量大，于是就有了以血缘关系为“链条”的部落。为了不被部落驱逐，我们的祖先都自觉地“遵纪守法”、“团结互助”，并为了生存而“辛勤劳动”。公元前1755年，古老的汉穆拉比法典被刻在了石碑上，共有282则条文。其中就有“倘若儿子打其父亲，则应切去其手”之类的“规矩”。可见，做人的价值观，古今中外都是相差无几的。马斯诺的“人的基本需求 ”中说，人有“被人尊重的需求”。所以，人活着，不该是只为自己。人同时还得多为他人着想。这样，才能获得“被人尊重 ”的快乐和尊严。
《大学》中有一段精辟的阐述：“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，先治其国；欲治其国者，先齐其家；欲齐其家者，先修其身；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；欲正其心者，先诚其意。”可见，古人是非常重视人的德性“修炼”的。“德性为上”是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。倘若中华儿女都能在道德伦理上自觉地修身养性，“从我做起”，落实“八荣八耻”，便有了前提；“以德治国”，便有了希望；“和谐社会”，便有了奔头。
标签：心得体会 荣辱观 做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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